商用車新能源化和智能化發展迅速，但行業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及更為復雜深刻的挑戰。近日，車百會研究院召開“2025商用車創新發展平臺工作會暨高層閉門會”，總結商用車行業發展共識并對面臨的挑戰及發展趨勢展開討論，形成推動商用車行業轉型發展建議。
會議認為，商用車行業仍面臨諸多巨大挑戰。
商用車企業聚焦的不同細分市場競爭激烈。2025年1-9月，商用車銷量累計前十的企業8增2降。其中，卡車和客車各車型細分市場企業銷量排名各異，頭部企業市占率較高。
另外，新能源商用車參與者眾多，不斷有新玩家入場，市場格局處于發展階段，與傳統燃油車市場存在一定差異。由于產品同質化和激烈的價格戰，傳統車和新能源車價格均大幅下降，例如，中卡價格從原來的75萬元/輛以上下降一半左右。
企業收益不佳，產業鏈盈利困難。企業普遍“增量不增利”，新能源車業務雖銷量增長但虧損嚴重。2025年上半年，上市商用車企業的業績分化明顯，行業處在低利潤率水平狀態。降本壓力傳導至上下游，從整車蔓延至零部件、充換電基礎設施等全產業鏈?！耙詢r換量”的推廣模式正在侵蝕整個行業的盈利能力，不利于行業健康發展。
另外，貨運需求疲軟，客戶端運量沒有增加導致運價低迷。行業亟待構建新的秩序和發展模式，拉升利潤，實現有盈利的可持續增長。
新能源商用車智能化產品經濟性有待提升，商業模式尚未閉環。由于動力電池、氫燃料系統、智能駕駛硬件等關鍵部件成本高昂，新能源商用車整車購置成本高于傳統燃油車。補貼政策提前透支銷量，在購置補貼、以舊換新等政策支持退坡后，用戶對新能源商用車的購置與更新意愿可能受到影響。
新能源商用車在車電分離、金融租賃、電池回收等領域，尚未形成系統化、規模化的商業閉環。智能駕駛商業化場景仍需探索，除封閉場景外，在開放道路的高階智能駕駛的成本結構與商業模式需一定時間驗證與成熟。
新能源商用車需要技術創新持續發展。在高時效性、長距離運輸場景下，新能源商用車里程焦慮問題依然存在。產品的低溫環境適應性有待加強，高比能動力電池的循環壽命尚未完全突破，固態電池等下一代技術仍處于研發階段。氫能的制儲運加全鏈路尚未商業化打通，整車及運營成本遠高于其他路線。企業面臨多能源技術路線并行投入的復雜局面，投入決策風險高、資金壓力大，技術路線選擇的失誤可能帶來重大損失。
智能化技術成熟度有待提升，存在高投入、轉化慢的難題。感知、決策、控制、網聯等部分智能駕駛核心技術有待提升，車輛對復雜運行環境的適應性與可靠性仍需驗證。同時，傳感器、計算芯片等關鍵硬件以及底層軟件系統仍依賴國際供應商，供應鏈的自主可控能力和韌性待加強。各整車企業在智能駕駛上產生大量重復性投入，未能有效形成技術合力，導致資源浪費。
此外，乘用車的智能駕駛技術不能直接遷移至商用車場景，需針對商用車的專用工況與運營需求進行深度二次開發，增加了研發成本與技術難度。
缺乏統一的標準體系。新能源商用車在動力電池規格、換電接口、超充系統等關鍵環節尚未形成統一標準，導致企業各自為戰、設備互換性差、基礎設施重復建設、資源利用率低，同時增加了后市場維護、回收與梯次利用的難度，制約了換電、超充等新業態的發展。
另外，產業鏈各環節接口不一致、協議不互通，電池、充電樁與整車之間存在通信壁壘，車、能、路、云等系統之間缺乏有效協同，制約了整體效能的提升。部分新出臺標準缺乏配套的實施細則與權威解讀，導致企業在執行過程中理解不一、落地困難。
法規適應性和前瞻性不足。現有法規體系與適應實際運營場景和前沿技術的發展存在一定偏差。新能源商用車在車輛自重、外廓尺寸等方面的現行規定，限制了其有效載貨能力，導致其經濟性劣于傳統燃油車。對于高階智能駕駛應用，產品準入管理、道路測試規范、網絡安全認證等尚缺乏系統化、可落地的法規支撐，責任界定不清、監管手段滯后，難以有效應對技術快速迭代帶來的新型風險與合規需求.
新能源商用車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和分布不均衡。公共充電基礎設施多為商乘并用，適用于大型新能源商用車使用的公共充換電站、加氫站等基礎設施數量不充足、分布不合理。特別是高速公路、交通樞紐、物流場站等重點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直接影響車輛運營效率與范圍。
國家層面的統籌規劃不足，各省市基礎設施建設進度不一、銜接不暢，未形成跨區域協同網絡，無法完全滿足干線物流運輸商用車的補能需求。
此外，基礎設施前期投入大、回報周期長，疊加土地審批復雜、電網擴容難等瓶頸，加大了建設與運營壓力。
智能化基礎設施覆蓋有限，建設進度滯后于車輛技術發展。人、車、網、路、云、圖一體化的智能化交通基礎設施面臨建設周期長、投資規模大、商業模式不清晰等挑戰。目前投資主體仍以政府及城投平臺為主，社會資本參與度低，尚未形成可持續的建設運營機制。路側感知、通信單元等車路云協同系統的建設進度滯后于單車智能技術的發展節奏，物流樞紐、高速服務區等關鍵節點的智能化改造滯后，系統級智能化能力尚未形成。
錯綜復雜的國際市場環境，存在一定的技術與貿易壁壘。商用車出海面臨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部分國家設置貿易壁壘，增加了我國企業的出口成本和市場開發難度。歐洲等市場技術標準門檻高、認證復雜且成本高。另外，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直接威脅投資安全與項目延續。國際海運運力緊張、租金上漲、清關低效等物流瓶頸推高了出海成本，延長了交付周期。
企業自身能力不足，產品溢價能力弱。在產品與品牌層面，部分產品對目標市場的高溫、高寒、高濕等特殊工況及用戶習慣的適應性和可靠性開發不足。品牌價值不足、產品低端廉價的刻板印象尚未根本扭轉，導致中國商用車企溢價能力弱。
在運營與服務體系層面，在海外建立完善的生產、銷售、服務體系難度大、成本高，對企業的綜合運營能力提出極高要求，售后服務網絡覆蓋不足、配件供應不及時等問題影響了客戶運營效率.
產業鏈協同不足，數據共享與融合機制缺失。在產業轉型過程中，商用車新舊產業鏈協同不足，傳統整車企業與軟件開發、智能零部件等新興科技公司之間缺乏高效協同平臺，技術路線、開發節奏與商業模式尚未充分融合，制約了產品迭代與系統創新。同時，行業級數據共享機制缺失，導致研發、運營、服務等環節出現數據孤島現象，限制了數據價值的釋放，也增加了數據安全管理與合規風險。
后市場服務體系不完善，存在保險與電池回收新痛點。保險體系不匹配，運營類新能源商用車由于出險率高、維修成本高、歷史數據積累不足等原因，面臨保費高、投保難的問題，影響了用戶的購買和使用。
隨著早期推廣車輛陸續進入退役期，電池回收體系不健全的問題日益凸顯。回收渠道分散、檢測評估標準缺失、梯次利用場景不明、再生利用技術不成熟等，均影響電池全生命周期的價值管理，并帶來環保與安全風險。
